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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意味着，公募信托1万元的起售金额，和银行公募理财产品一致，未来公募领域将分为公募基金、公募银行理财、公募信托。这三类公募产品，虽然将在资管新规统一监管的框架下，但相关的细则规则还是相差甚远。从监管上看，公募信托、公募银行理财可能都享有公募基金的好处（免税除外），但却不受《基金法》的监管，更没有券商资管的“双25%”投资限制。

投资基本跟前面大致情况相似，稍微有一点，北京从投的数量资金上比较多，有些地方募资多，资金投到其他地方，北京、广东、上海、浙江和江苏，分项指数从投资的情况是这样。当然还有一个退出。管理，管理基本反应出管理机构集中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管理的机构，基本集中在早期，特别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样几个城市，浙江还有江苏有一些，机构在哪些地方规模在哪些地方。退出反映出这些地方能够上市，或兼并收购比较多的地方，基本是这样一些地区。北京总得来讲投得比较多、退出得也多，广东，有些地方退出很少，这些地方企业能够上市的也少，大家对它进行兼并、收购，这样活动相对比较少一点，投进去，今后很可能退出难度会比较大一些。

任何资本操作都涉及到金融，广州总部企业数量大大低于北京、上海，正是因为金融业存在差距。至于科技和人才，重要性更不用说，总部企业永远只会往智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跑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生产制造功能，总部企业对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的要求很高。像香港聚集了大批内外资的企业总部，正是因为配套的服务业高度发达，在三产中的占比超80%。

黄奇帆还对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做了思考。他表示，首先是退市制度，退市制度不到位，注册制制度永远到不了位。资本市场企业发展应当鼓励分红、鼓励资产运作的资产重组。在黄奇帆之后，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作了“全球化下的经济开放与改革”的演讲。责任编辑：牛鹏飞

1998年8月，龙江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：被告人宋亚宏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6285.39元；被告人关健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2095.13元；被告人王起德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2570.78元。此后，范玉珍提起上诉，1999年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，维持一审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同时判决宋亚宏、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关健、王启忠（王起德的别名）对民事赔偿部分互负连带责任。

最后一部分对各个重点地区做一个解析。首先看第一梯队的情况，北京、广东，或者你在前面我在后面，最近两年北京活跃度有所下降，跟北京比广东、浙江上升得比较快。东部地区几个第一梯队，下面相对来说像江苏在后面，总体来讲第一梯队是胶着状况。中部地区比较稳定，像湖北、安徽等等地方，本来这些地方差距不是很大，要分出高低相对比较难一些。东北地区三个省，吉林、黑龙江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一些地方，辽宁这几年变化比较大，这几年滑坡比较厉害，2013年还行，这几年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滑坡比较厉害。西部地区数量比较多，像广西不是很发达，这几年变化也不是很大。